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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张之争

http://www.finance.hc360.com2014年08月26日05:42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作者:韩冰 周洲 王辛夷T|T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回到本质,这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是死水一潭。

    继上月国内经济学界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10年而举办追思会,由此引发林张论战之后,近期烽烟仍在延烧。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对两位当事人进行了专访。

    我们撇清喧嚣,与理论坚持者和新闻当事人对话,是为了更好地以正确的方向来观察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来观察政府与市场这两个主体之间如何处理其微妙的平衡关系。

    《《《

    立场坚持者林毅夫: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市场

    核心观点

    林毅夫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新兴大国中唯一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的国家。林毅夫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

    “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政客。”经济学家华生一语否定了贴在林毅夫身上的“政府派”标签。

    除去学术和政治争议,不得不说,身材颀长的林毅夫身上有种优雅的气质。面对记者的提问,如果他不愿直接回答,他会微笑注视,默然不语,或者给予一个礼貌的回复。如果问到他熟悉的新结构经济学,诸如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等一些话题,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和笑容正视访谈对象,给予详尽的回答和足够的尊重。这也许是他的学术观点虽受争议但人缘颇好的缘故。

    在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的文章,用上万字的篇幅完整阐述他的看法。他认为1个多月前与张维迎的那场辩论,外界对他的观点有些误读。

    8月23日,林毅夫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复中说,他对各种问题的完整论述可参考之前的系列文章。第二天,他对记者的文章进行了批注和修改。这是他留给外界严谨形象的一瞥。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他就这样在褒贬之间游走。批评者对他颇有微词,但林毅夫始终坚持“后发优势”的立场。他试图将中国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经济学理论。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的4年里,他尝试在不发达国家推广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2012年6月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全面总结、阐述了他的理论和观点。

    林毅夫说,他从来没有反市场,也从来不反对制度改革。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按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

    “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

    在林毅夫与张维迎“利用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的辩论中,林毅夫至少两次向张维迎说:“这是误解我。”

    “关于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这是一个误解。”林毅夫对记者说,现在他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靠竞争、靠企业家。“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当然,要做到这点,按照目前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架构,是很难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林毅夫称,“所以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说明何种干预是正确的,何种干预是越位的,不做那些事情就变成缺位、失位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就是想解决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问题。如果因为怕政府越位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吗?这也是为何在和维迎的争论中,我说政府干预可能失败,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的原因。”

    记者追问:“虽然您也表示,您所讲的投资并不单纯指政府投资,可是在目前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状态中,大部分投资都是政府投资。您认为应该怎样抑制政府投资所带来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和投资中出现的腐败等问题?”

    林毅夫回答,这是一个误解,首先,在转型过程中,更多是民营经济的投资,否则,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从占80%降到现在的25%左右。其次,国进民退的问题,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提出来的。2008年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政府推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因为积极财政的项目大部分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型“铁公基”项目,而给人国进民退的感觉。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铁公基”以外的项目,绝大多数是民营经济的投资,所以,国有经济的比重还是在进一步下降。

    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不管国有还是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必然分离,要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需要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提供经营者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所以,他认为:“大型国企的改革首先要剥离政策负担,如果剥离了政策负担,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企经理是否有能力、是否经营得好、是否尽心尽责,可以从企业的实际利润和市场的平均利润的对比中充分显现,这样国企也不一定经营不好。反之,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大型国企私有化以后,企业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来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得到的保护、补贴会更多。”

    有意思的是,在经济理论层面,林毅夫的观点颇具争议,但在经济实务运作过程中却很管用甚至有效,中国经济迄今的客观形势也越来越证明了这点。

    “国内的学术讨论很多是在用立场分人,用一派的立场去批判另一派的立场,而不看观点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林毅夫称,正如一篇《林毅夫缘何孤独》的评论文章所说,林毅夫想说中国经济“YES”但却还要到处解释,本身就是挺搞笑的事情。

    “诺奖提名没多大意义”/

    1979年5月16日傍晚,远在金门的林正义游过2000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厦门,更名为林毅夫。

    在被中国人民大学拒之门外后,当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曾与林毅夫有过一次深入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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