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牟其中，一“傻”一“痴”，都曾经轰动中国，都有过三次牢狱之灾。
如今小商贩的儿子在安徽的阳光下享受晚年的余福，银行家的儿子却在武汉的牢狱中妻离子散。
这两人为何有那么多的相似，又有那么多的不同？
不一样的童年
牟其中比年广久小四岁，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不同的东西。
年广久生于1937年，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之后，一场洪水又席卷了他的家乡，人们只能举家外逃。年家也是一路乞讨，辗转来到安徽的芜湖。年广久的父亲在当地没有根基，只好摆了一个水果摊。这个水果摊是全家人惟一的生活来源，全部的经济基础。
孩子们都是热爱糖果的。
不知幼小的年广久是否经常可以从父亲的水果摊得到一些糖果？
这样的好事大概不会频繁发生，除非在重大节日，或者因为小孩们做对了某一件事，赢得大人的欢心而觉得有必要特别奖励一下——毕竟这是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啊，即便到了八十年代，糖果依然是多数孩子们整整一年才有可能盼望到一次的“奢侈品”。
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经营水果摊的小商贩，其社会地位无疑是卑微的。指靠这个小小的水果摊使一家人免于饿死的年父，每天所祈祷的可能只有两件事：不要再发生任何意外使他的小摊不能再摆下去；希望人们能更多光顾自己的水果摊！
在经济极不景气的年月要做到这两点显然困难重重。从年广久后来的商业行为，人们大致可以推测出，为了使水果摊产生最大效益，除了极度地节衣缩食，年父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
最有效的，应该是年父在步履维艰的经营环境中，坚持了一些和谐人际关系、吸引新老顾客的经商技巧。他可能会在交易成功的时候，特意让给乡亲们一点能够感觉到的好处，以便他们下次还愿意来光顾自己的小摊。甚至他可能会限制自家小孩吃糖果的欲望，但是当别人家小孩路过时，他会送给他们一个半个，以致于那些小孩的家长觉得不从他那里买点什么会过意不去。
外来移民年广久的父亲被当地人戏称为“傻子”，而年广久也继承了父亲的绰号，被称为“小傻子”。在媒体的报道中——年广久是这样做生意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
就是这样，幼儿时期的年广久，不仅接受了“老傻子”独特的生意经，还被“老傻子”从小就培养成吃苦耐劳的“生意人”。“老傻子”的水果摊没有能力供养儿子去上学。
在芜湖的某个小街道，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7岁的小男孩，他四处搜寻地上的烟头。这个小男孩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是，把没有成本的烟头收集起来，换取现金积累个人财富。
小男孩的烟头生意持续时间并不长。
两年后，他被父亲送到一家店铺做学徒，十多岁的时候，年广久接过父亲的生意，成为水果摊老板。
对一个雇员来说，他不能不把给自己支付薪金的人当作真正的老板，而一个只会写自己姓名以及“同意”两个字的文盲，他只能相信父亲所坚信的事物——当年那个小小的水果摊尽管微不足道，但年广久从那里获得了足够的谋生的勇气和智慧。
当年广久的父亲以逃亡者的身份只求解决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时，牟其中的父亲却有更大的活动半径和生存空间。通常情况下，他的地位往往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据牟其中所说，他的父亲是四川省有名的商人、银行家，还做过商会会长。
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一度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多少大的不能再大的官，富得无法再富的人，就生活在距离万县咫尺之遥的山城里。牟的父亲久历名利场，能够维护自己在商界的地位，且在金融行业分得一杯羹，应该颇有些谋算的手段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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