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油价下调幅度过小。从2005年至2006年，油价已经上调多次：2005年3月23日起，发改委上调汽油出厂价格每吨300元；2005年5月10日起，上调柴油出厂价格每吨150元；2005年6月25日起上调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为200元和150元；2005年7月23日起汽油价每吨提高300元；2006年3月26日起汽油和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00元和200元；2006年5月24日，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价格每吨更是提高达500元之多。
除了2005年5月23日起降低汽油出厂价格每吨150元，其余皆为上调。当国际油价创下2005年6月以来的最低点，国内油价始终在高位盘居。这次220元的下调与已往上调的幅度相比，实在太小了。更何况，我国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先后突破了8.1、8.0、7.9和7.8元四个重要的关口。人民币大幅升值，为油价出现更像样的下调提供了另外的理论支持。
其二，油价下调间隔时间太长。在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国家发改委连续多次上调国内油价，而在国际油价暴跌的过程中，石油巨头们以种种理由对有关部门施加影响，千方百计拖延下调油价的时间，从而造成以时间换利润的既成事实。石油巨头们在高油价“持久战”过程中获取了丰厚利润，相应的，公众不得不在国际油价下跌的时候，继续承受由于油价高企而增加的成本。
其三，成品油定价机制依然没有出台，油价仍然依靠行政的力量而运行。在我国消费者与国际油价之间，不仅隔着处于垄断地位的石油巨头，也隔着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如果将两者看作是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间的一种导体，那么，这个导体在国际油价上涨时候的反应速度会远远超过国际油价下跌的时候。
追根溯源在于各利益主体对利益诉求表达途径的不同。不能不承认，与消费者相比，石油巨头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更为畅通，对权力部门的影响更大。国家发改委在调整油价的过程中，要取得相应的数据，要经过相应的程序，当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巨头们会迅速地将“前期工作”完成，让权力部门少走“弯路”。而在国际油价下跌的过程中，石油巨头们又可以拿出亏损、成本甚至石油安全等种种因素，来对权力部门形成掣肘。而消费者，由于人数分散无法形成合力，加之成品油调价缺少听证程序，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真实、迅速地反馈到权力部门手中。
事实上，只要权力主导油价，夹在石油巨头和消费者之间的发改委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同时赢得两者的首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油价下调多少才算合理，才符合公众的期许，而在于尽快制定出一种促使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接轨的公平合理的并为各方所认可的市场定价机制，由市场决定油价而不是由权力决定油价，惟如此，才能使各个利益主体从定价的烦恼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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